文学翻译：要精品化，不要职业化

自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，关于文学翻译的讨论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，文学翻译也俨然成为一个前途光明的职业。但关键的问题是，文学翻译能否职业化？职业化的翻译对文学而言是一种助推力，还是一种对文学精神的消磨？

鲁迅曾说，在国家与民族的交往中，由于各国之间文异言殊，要做到“彼此不隔膜，相关心”，“最平正的道路，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”。用文艺来沟通实际上就是用翻译文学来沟通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，中国文坛认识到，要创作出不同于以往的新文学，必须向外国文学学习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，有赖于外国文学的翻译。因此，人们将翻译视为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文学实践活动。在《关于翻译》一文中，鲁迅认为，“翻译和创作，应该一同提倡，决不可压抑了一面，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，反而容纵而脆弱起来”。翻译文学为创作提供了一种借鉴意义。鲁迅、郭沫若、冰心、茅盾等重要作家的创作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工作，如鲁迅之于果戈里、郭沫若之于歌德、巴金之于屠格涅夫、冰心之于泰戈尔，以及叶君健之于安徒生等。

但是，与翻译文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的事实相比，人们对文学翻译的重视程度却与日俱减。文学翻译工作被视为一项任何人都可以为之的技术性工作，只要文通字顺地按字面意义转译完成即可，却不管字里行间蕴含的精神旨归。这种技术性的翻译工作，其辛苦程度与重要程度，远不能与原创性的文学创作相等同。《呼啸山庄》的译者杨苡曾坦言不讳地指出人们对翻译的定位，往往是“把翻译工作者当成翻译匠，认为和油匠、瓦匠一样，干的都是技术活，懂得外文就可以翻，觉得创作比翻译难……也正是因此，翻译稿酬要比创作低得多。就拿我个人来说，我是宁可多搞些创作，因为我花的时间差不多，却可以拿到100元／千字左右；而翻译在我的习惯是推敲个没完没了，却最多不过30元／千字左右”。

有了这种只要能读懂原文，任何人都可以翻译文学的误会，文学翻译就成为一种专业化的技术操作。据闻，曾有某出版社将26部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按丛书翻译出版，这26部作品涉及十多种国家的语言，竟是由 “一人带队组团”翻译的，事后证实，其翻译手段是“狂抄书”、“嫁接术”。文学翻译职业化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。

  文学翻译出现职业化、技术化的倾向，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文学翻译的误解。一般而言，翻译需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文字表达出来，或者说，在保持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把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，但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，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。文学翻译既要讲科学性和规范性，更要讲文学性和艺术性。在茅盾看来，文学翻译就是“用另种语言，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，使读者在读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、感动和美的感觉”。这一“艺术意境”的“传达”就是一种再创造，它需要讲求文学性和艺术性。郭沫若在译完雪莱的诗后曾感慨地说：“译雪莱的诗，是要使我成为雪莱，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。译诗不是鹦鹉学话，不是沐猴而冠。……我译他的诗，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。”这就要求翻译者不仅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、敏锐的学术眼光，而且具有出色的审美判断力，这样才能保证文学翻译不会离开文学本身。

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文学翻译工作带来了前景，进入新世纪，翻译的数量和品种极其丰富，承担翻译工作的人员也越来越多。但好的译作屈指可数。文学翻译是一项严肃的工作，它需要选择性，对此，翻译名家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。首先，翻译家对原作家和作品的选择具有精神契合性。翻译家傅雷有一个形象的说法，“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。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，那就不要勉强；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，甚至相见恨晚”。这相见恨晚的感觉，就是精神的高度契合，而只有为一种精神的需要而翻译，才能保证译者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工作。其次，只有精神的契合还不够，翻译者还得熟悉自己的优长处，“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强译理论书，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，弄得不仅诗意全无，连散文也不像，用哈哈镜介绍作品，无异自甘作文艺的罪人”。常怀对翻译的敬畏之心，才能保证翻译文学经典性的生成。再次，翻译作品时，不仅要反复研读原作，而且还要“知人译书”。这是为了吃透原文，领悟表层文字、表层叙事背后的意蕴。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，坦认“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，于原作精神，自觉颇有会心”。郁达夫则强调，“若看得字眼容易，拿起笔来就胡译乱译，则不唯没有眼力的同胞，要受你的欺骗，便是原著者的死灰，也要受你的侮辱的呀！”

在文学翻译工作日益重要的今天，文学翻译一定要走精品化战略路线，而不能沦为一种职业化的技术操作。文学翻译少了文学的精髓，也就没有了生命力与艺术的熏染力。